“通常意义上可以说我国没有城市供水方面的专门法律。”王毅说，制定于1994年的《城市供水条例》，是目前城市供水中具有最高效力的法规。其他饮用水专门法律规范基本都是部门规章，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且缺乏协调性，饮用水安全监管主体和客体的权责在法律规定上不明确，水源保护缺乏法律依据……

    作为饮用水安全保障的专门法，饮用水安全法是完善饮用水安全保障法律体系的关键。“我国水法规定了水资源的开发、利用和保护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水污染的防治，”王毅直言，饮用水安全法强调的是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安全保障，在内容上应与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衔接但不重叠。

    在这份联名提交的建议中，对《饮用水安全法》应有的内容提出了详细建议。在王毅看来，要建立以责任制为基础，分工明确、责任明确、权威高效、决策与执行适度分开、相互协调的饮用水安全监管体制，“以饮用水全过程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必不可少，明确饮用水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应当成为监管的重要依据。”

    王毅强调，要遵循饮用水安全监管规律，对水源、水厂、管网、二次供水、用户端各个环节，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关制度，并建立良好的生产规范、损益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等机制，做到防患于未然。“同时，建立事故预防和处置机制，提高应急处理能力。”

    此外，要强化饮用水生产经营者作为饮用水安全责任人的责任。通过确立制度，引导生产经营者在饮用水生产经营过程中要安全优先，形成确保饮用水安全的长效机制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信息来源：科技日报）